作者:段海新,写于2007年夏

【这是从网上找到的日志下半部分,上半部分没有找到。】

两年多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了。尽管常去济南或青岛开会,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。总算这个暑假能抽出几天时间,于是决定带着老婆回去看看,也让这位城市长大的傻妞长长见识(以前老婆跟我回去都是冬天)。

我从小生长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子里,离江苏、安徽、河南都不远。鲁西南一片大平原,历来以农业为主,我们县城“金乡”据说曾经是“金谷之乡”,因为以前盛产优良的贡品小米而得名。

这次回老家只住了短短的三天,还都住在县城的弟弟家里。父母也都习惯了县城的生活,只是偶尔回村里看看老房子。第二天,老婆跟我坐在姐夫的拖拉机车斗里回到老家,路上顺便看了几个亲戚。回到老家后在村头和一些邻居聊天,和本家的几个堂哥一起吃了顿饭。其余时间都是在县城里度过的,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在餐馆了和亲戚、朋友或老师一起,几乎没有在家吃过一顿正常的饭。

这两年农村的变化的确不小,不仅仅是表面的变化,比如县城里很宽的马路。县城里到处都是车,汽车、拖拉机、电动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与行人混在一起,大部分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好像只是个装饰,刺耳的喇叭声响个不停。城乡之间开始有了公共汽车,虽说“公共“,但都是私营的。乡间公路上也常有一些小排量的汽车,应该有不少农民也买了私家车。记得以前偷工减料建起来的乡间公路到处都坑坑洼洼,这两年里也翻修一新,老婆坐在拖拉机上不觉得颠簸,还很开心。

县城里开了两个很大的超市,看上去跟大城市的购物环境没有太大差别。县城周边都在盖楼,随处可见住宅小区楼盘的广告。人们也跟大城市里一样经常讨论房价的上涨,弟弟三年前九万多买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二十多万。从县城房地产的繁荣,仿佛可以看到全国农村城市化的脚步。

我们县这几年的发展,主要得益于以大蒜为支柱的农业经济。由于免了农业税以及各种名目的提留、杂费,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一个同学说,他父母两位60岁上下的老人,靠几亩地这几年下来已经有了八万元的存款。以前和我家一样穷的二姑家的几个表兄弟,现在的日子也都过得很不错。小时候曾经流浪街头的小表弟,现在也在做几十万的大蒜生意,在县城里住很大的房子,比我在北京住的好多了。一个在农村的表姐家买了电脑,在网上做大蒜期货,据说先赚后赔,现在不敢再做了。

在村里说起温总理免掉农业税的政策,父亲和几个堂哥都是赞不绝口,免掉缴了几千年的皇粮,这是何等的圣明。我说你们知不知道,有几个现代化的国家还有专门的农业税?近门的二哥对我的态度非常不认同,他说以前国家没有钱,那是没有办法。不过,前几年真是快把我们逼急了,要是那年头国民党打进来,我一定会扛起枪跟他们一起干了。现在不同了,农民为国家做的很大贡献和牺牲,国家是看得到的,现在已经开始补偿我们了。这不,不仅不用交皇粮,种粮食给补贴,种棉花还发种子。孩子上学不要钱了,也开始试行合作医疗了,供孩子上大学也不算很困难了。

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,民心的变化。


然而,有一个观念却是千年不变的,那就是官本位。

即便孩子考不上大学,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继续做农民,在城里谋个什么差事都比干农活强。特别是,就算挤破脑袋也希望在衙门里谋个官差,很多人哪怕开始不领工资、甚至倒贴钱都愿意,吃皇粮的工作既稳定又体面。

每次回老家,本家的兄弟都会劝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做官,或者同学朋友中有哪些做官的,一定要多来往。在我们小县城里,的确听说了不少“干部”是我中学同学。有一个做到副县长,已经升到市里去做官了。可是除了上学时就熟悉的同学以外,我跟他们也没什么联系。

我觉得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已经彻底失败了。过去村长由党支书兼任,这一制度持续了十多年。当然只有党员才可以选举党支书,所以一般的村民没有什么选举权。我听说村里很多党员不识字(是不是曾经入党不用写入党申请书?),选举支书时由乡政府来人代笔,乡政府来的人和支书候选人(一般是前任支书)很熟。由政府代笔的选票却不给选举人看,不识字的党员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票究竟投给了谁。

由于取消了农业税,村民不必再交提留了,于是村长或党支书的油水也不大了。听说这两年搞了一次村长的选举,我本家的大哥当选为村长。他觉得村长吃力不讨好,也没有油水,还耽误不少农活,不干,只好仍由原来的支书继续兼任。

不需要追缴村民的提留款,现任支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计划生育,仍然有不少油水可捞。支书很高兴谁家要生第二胎,都是邻居嘛,他甚至会帮邻居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。然后就是交罚款、托人上户口,邻居把钱交给支书,由他到“上面”去“打点”关系,当然是要雁过拔毛的。

我一直不理解中国的民主进程为什么要从基层农村开始。农村里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,“民主”很容易发展成“大多数人的暴政”,而且还有不少村民不识字,当然连选票也不会填。记得教育部的一位官员曾说过,什么时候全国人民的素质都像清华北大的教师一样,就可以实行民主选举了。如果要试行民主选举,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?大学里不能推行民主、教授治校,却从离现代政治文明最远的农村开始呢?

取消了农业税,县里的几个“国有制”工厂又纷纷倒闭,乡镇企业也发展不起来,县里的财政成了难题。乡政府一级裁了很多吃皇粮的“公仆”(包括前些年合同聘用的抓计划生育的打手),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仍然好几年没有长了。落实胡总书记的“科学发展观”,在我们当地仍然是上项目、办企业,以便政府能够有些税收。听说县里发现了三个煤矿,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,弟弟说教师涨工资有希望了(我觉得也难说)。有一个煤矿前几年已经动工,听说下井挖煤的都是劳改犯,想必这煤的成本和山西黑砖窑的砖能有一比。煤矿上面的农田和村子已经出现了塌陷,村民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,搬迁了。

据说县公安局也雇了个删帖子的,专门“收人钱财,替人消灾”。此人因打字较快,被认为精通电脑,在网上四处打探哪里有和本地相关的“负面”信息。一旦发现,便通知受“负面”影响的当事人,拿到好处费以后通过各种渠道把帖子删了。想想前段时间北京市公安局要我删掉北大女生检举州长强奸的帖子,我一直怀疑也是这种私人行为。各有各的生财之道啊!

“收人钱财,替人消灾”的网络警察不算罕见了。“人民公仆”变成了有钱人豢养的一条狗,只要给块骨头,让他咬谁他就咬谁,说好听点也只是个家奴。

和一个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老同学一起吃饭时提起了孙志刚事件。老同学说孙志刚事件也有两面性,虽然不讲人权,但严刑拷打往往让犯人招供最好的办法;现在我们警察不能打人,很多罪犯已经抓住,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又不得不放人,导致很多案子破不了。我说,这只能怪你们警察无能,除了打人、刑讯逼供,你们没学会其他办法吗?

老同学说我这几年思想变了,说我也算是吃政府这碗饭的,怎能能跟政府过不去。老婆在旁边插了一句,我们都是纳税人,应该说你们政府吃的是我们的饭。我说老同学,不只是我变了;这些年你在政府工作,你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,或者被彻底洗脑了。

究竟是皇上恩赐了黎民百姓,还是苍生养活了皇帝,到今天仍然是个问题。

很想回到原来的中学看一看,但是没有时间。我父亲也在那所中学读过书,文革期间曾经改名为“王杰中学”,因为六十年代牺牲的一个董存瑞式的英雄王杰[1][2]是我们中学毕业的。我小时候是从小学语文老师那里了解到王杰的英雄事迹:老师让用“为了”造句,给出的例句大概是“王杰同志‘为了’掩护十二个阶级兄弟,奋勇扑上了炸药包”。周恩来和朱德都曾为同志为王杰题词,目前我们中学大门口赫然耸立着王杰的塑像。庆幸我们当时已经不需要学习王杰了,不知道我的学弟学妹们是否还了解王杰的英雄事迹。

临行前和当年的中学老师一起吃了顿饭,知道不少已经离开,有些已经是校长、副校长,甚至教育局副局长了。听说我坐拖拉机回老家,怪我没有打声招呼,安排辆轿车还是很容易的,当然都是公车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挤破头都想做官的原因吧。

不过,下次回家我还是愿意坐拖拉机,至少老婆不会晕车。回来后老婆把照片和视频剪辑一下做了段小电影《傻妞下乡记》,总是遗憾没有在拖拉机上照一张照片。